同治五年（1866年2月）奕欣等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，（有必要交待一句，在同治公布新政之前，清朝就已设立了同文馆，主要教习西洋各项事务）并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。他们详细阐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：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、机器诸法，如不借西人、西法为先导，探求机巧之原、制作之本，则恐师心自用，徒费金钱，仍无裨于实际。对于以“师法西人”为耳的谬论，他们着重驳斥说：“天下之耻，莫耻于不若人。查西洋各国，数十年来，讲求轮船之制，互相师法，制作日新。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，究其象数，为仿造轮船张本，不数年后亦必有成。”环视全球，“独中国狃子因循积习，不思振作，耻孰甚焉！今不以为不如人为耻，而独以学其人为耻，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，遂可雪其耻乎？”

虽然洋务派说的句句在理，同治也倾全力支持，但依然有顽固派官僚对弈欣等人设立京师同文馆，并且延聘西人担任教习大为不满，制造种种流言蜚语。而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，并招收科甲正途出身人员的消息传出后，顽固派一片鼓噪声。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上折反对，他们：“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，为其读孔孟之书，学尧舜之道，明体达用，规模宏远也。何必令其习为机巧，专明制造轮船、洋枪之理乎？”他认为，自强之道在于朝廷“整纪纲”、“明政刑”、“严赏罚”、“求贤养民”、“练兵筹饷”等，对臣民惟有讲求“气节”，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，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、培养，万不可以“重名利而轻气节”。为此，他建议：设立天文算学馆，宜责成钦天监招考颖悟年少之天文、算学生入馆学习；至于轮船枪炮一事，则宜由工部遴选能工巧匠或军营武弁，令其专心演习，传授其法，“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，以养士气而专责成”。他还特别强调“此举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”，请求饬令在廷诸大臣悉心妥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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